中国司法独立第一人

在中央集权的帝制时代谈司法独立仿佛是阿拉伯人的天方夜谭，但是揆诸历史、特别是一个人物的传记时，却可以发现中国司法独立的一些端倪，此人就是被誉为“法制冰人”的沈家本。沈家本(1840~1913)，字子淳，别号寄簃，浙江归安人，24岁即进入刑部任郎中，开始接触律例；在职期间先后考取举人、进士，1893~1897年出任天津知府。1902年，在三位重臣张之洞、刘坤一、袁世凯联合举荐下，沈家本与伍廷芳一道出任修律大臣，理由是“刑部左侍郎沈家本，久在秋曹，刑名精熟。”从其经历来看，沈家本是位地道的“封建士大夫”，怎么可能产生司法独立的思想呢？法律人都知道英国法官柯克与詹姆斯一世斗争、捍卫司法独立的英勇事迹；沈家本作为清帝国的官员，肯定不会有与慈禧老佛爷、光绪皇帝斗嘴的经历，因为那是要掉脑袋的大不敬之罪。

当时的士大夫固然不敢与皇帝斗嘴，但是也有表达自己思想的途径。1907年2月9日，沈家本在其《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》的奏折中提出：“中国行政司法向来未分离，前者臣家本等奏陈民刑诉讼法时，立宪之诏未颁，故第斟酌旧日情形，尚非裁判独立之义。今者仰承谕旨，以臣院专司审判，则法权继属独立，自应将裁判各职司编为专章，方足以资遵守。”5月20日，沈家本又上奏指出：“审判分权，系属创举，内则树直省之准的，外则系各国之观瞻，其事极为重要。而其中最难分析者，则莫如司法权限。法部固以司法行政为职权，而臣员亦为司法之审判，其事皆有维系之故，即其权遂有互相出入之虞，宪法精理以裁判独立为要义，此东西各国之所同也。”可见士大夫也已萌生司法独立的精神。

关键在于，士大夫的司法独立精神如何与皇权协调，这种司法独立实际上是皇权之下的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分离，沈家本以赦免权协调皇权与司法独立。沈家本在为董康《裁判所访问录》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进一步写道：“西国司法独立，无论何人皆不能干涉裁判之事。虽以君主之命、总统之权，但有赦免而无改正。而中国则由州县而道府、而司、而督抚、而部，层层辖制，不能自由。”沈家本利用传统的“托古改制”思维，以古中国的制度来比附司法独立，即对于司法而言“大司徒所属之乡遂大夫诸官，各掌乡遂之政教禁令；而大司寇所属之乡士、遂士、县士分主国中遂县之狱，与乡遂诸大夫分职而理，此为行政官与司法官各有攸司，不若今日州县行政司法混合为一，尤西法与古法相同大者。”

沈家本的上述言论，并非空穴来风，而是典型的位置决定思维。1906年11月7日，清廷对各部院进行了调整和任命，其中有：法部尚书戴鸿慈，左侍郎绍昌、右侍郎张仁黼，大理院正卿沈家本。同时，刑部改为法部，专任司法；大理寺改为大理院，专掌审判。大理院就是近代意义上的最高法院，因此，沈家本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最高法院的院长。沈家本的品级低于同为司法机关的法部尚书，大理院作为全国最高审判机构在甫建之时，位置就低于最高行政机关，正如沈家本传记的作者指出的，这多少反映了近代中国人追求司法独立的艰难性。更加艰难的是，把思想转变为现实时，作为大理院正卿的沈家本面临的无米之炊的困局。

大理寺原为闲曹，物质条件很差，沈家本说：“（大理寺）沿袭既久，名实渐乖。讯谳已等虚文，会听只循故事，重以经费支绌，振作难期，虽有贤能，未由展其尺寸，官之失职，有自来矣。”1906年11月13日沈家本奏请赏给署衙及公所，以资办公。大理院的办公处所就刑部署内改设，并奏准将原工部颐和园衙门改为大理院。工部撤销后，农工商部拟将工部衙署改为内城工艺局。沈家本欲将之归入大理院并捷足先登，抢在农工商之前征得朝廷同意。工部衙署本由太常寺改造，约计房屋150余间，并且零星分布，当大理院正式接手审判之后，工部署衙连羁禁罪犯的区域都没有，而案件交割之后寄禁于法部就多有不便，因此大理院拟改建部分房屋，以便分羁男女犯人。连个办公场所都没有，

晚清财政紧张，僧多粥少。但是所有的事情都得花银子，沈家本不得不为为开办经费而伤脑筋。1906年11月19日，沈家本上奏朝廷要求给大理院拨款。原来大理寺常年经费只有六百金，这点钱根本不够用。大理院还未开张，就需要“开办经费、员司津贴、书记杂役工食及制备器具并茶水、煤炭、心红、纸张等项，大约2万元。”朝廷批准了其请求，但是只打了个白条，至12月中旬，大理院仍然为款项不足之事发愁。大理院曾向法部索款，遭拒；再向度支部寻款，也是空手而归。拒绝的理由均是无款可拨。为筹措经费，大理院曾多次会奏或者单独请款，但亦都因国家财政困难而不能全部到位。1907年2月法部大理院奏请度支部拨给大理院12万两以资办公，奉旨交由度支部议奏，度支部议定大理院八万两。在这种困局中，大理院唯有想方设法，或者缩减开支，或者降低薪酬，或者挪用他款。1907年4月大理院决定所有办事员司津贴均照原定额数而成给发。彼时拨款仅有12万两，而开销已达20万两。为了筹措法部与大理院的常年经费，清政府甚至通过要求盐商增加捐税解决。为此，时人感叹：“呜呼，吾国多一新政，即多一靡费，恐新政未有成效而财政已将不支矣。”

正是在这种艰难时局中，沈家本做了半年多的大理院正卿，后因院部之争，清廷将其调离。在皇权之下的大理院与大理院正卿，谈不上司法独立与法官独立。但大理院从行政中分离出来却是司法独立的前提，因此，沈家本的言论以及沈家本的努力毕竟是中国司法独立迈出的第一步——尽管这一步迈的很艰难，但是意义非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