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央政法委也会遭遇“执行难”？

 18年前，黄友元被天津市塘沽公安分局以“涉嫌倒把”罪收容审查。12年前，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：责令塘沽公安分局追回越权处理的原煤3.05万吨，或则按照每吨169元进价赔偿经济损失合计500余万元。湖南省高院复查认为判决适当；最高法院协调两省市法院并督办；中央政治委发函请天津市政法委督促此案的执行，但至今没有结果。而当年的塘沽分局局长已升任天津市公安局长。（据4月24日《南方都市报》）

      “执行难”是一个“古老”的话题了。但这一宗“执行难”却因其涉案金额之大、涉及面之广以及波及层面之高而格外引人关注。

      生效的法院判决为何一直得不到执行？塘沽公安分局长期主张的观点是：公安局用黄友元价值313余万元的原煤，抵消了307余万元的债务和广钢202余万元的损失。公安机关代替黄友元清偿债务的行为，不仅没有给黄友元造成任何经济损失，相反因为用于抵债的原煤的价值远远小于债权，造成债权债务关系消失后间接使黄友元获得了利益。可是，黄友元称，那两个领走原煤的人，她“根本不认识”或者“没有来往”，“还债”之说从何谈起？而且，公安部早就规定，公安机关不得插手经济纠纷。也就是说，即使确实存在债权债务关系，塘沽公安分局的处理也是越权的。再退一步讲，即使塘沽公安分局认为法院的判决不当，那也应该通过上诉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服——既然没有上诉，那就必须执行法院的判决。

      于情于理于法，退赔的判决都应该执行，可塘沽公安分局就是不睬。是因为没有执行的经济能力吗？显然不是。新落成的办公大楼足以证明这一点。影响判决执行的有两个明显的因素：一是异地审判，二是被告的特殊身份。异地审判主要是由于天津两级法院均不受理所引起的，而且在最高法院介入后，“异地”的问题已不复存在。很显然，“公安局”这一特殊身份才是执行难的主要障碍。

      依照法律，被告拒不执行生效判决，法院可以直接查封账户，甚至查封包括办公楼在内的不动产。然而，中国的公、检、法是“兄弟单位”，强制执行很可能引发冲突，这在中国是难以想像的。天津市公安局长不表态，即使是最高法院也不敢“轻举妄动”。

      好在公、检、法这三“兄弟”有一个共同的“婆婆”，那就是政法委。“兄弟”之间谈不拢，“婆婆”发话总可以了吧？最高法院之所以向中央政法委“求援”，想必就是这个考虑。严格地说，最高法院此举已经超出了司法程序，因为政法委并不是司法机关。不过，在中国的国情下，非法治手段往往比法治手段更有效。然而，让人意外的是，就连中央政法委的督促也如石沉大海。这不禁让人惊异：难道塘沽公安分局乃至天津市公安局就无法无天了吗？

     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，已经不再是一个现代“祥林嫂”与一级公安机关的较量，而成了一个地方司法机关与中央政法主管部门之间的角力。要维护司法公正，各级司法机关必须以身作则；要建设法治社会，各级权力部门必须率先守法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此案是对国人法治信念的考验，也是对中央依法治国决心的检验——如果连中央政法委都执行不了一起案子，还怎么要求各地的法院化解“执行难”问题，人们还凭什么相信法律的权威？